“不过话要说返来，筠仙之才，海内罕见其匹，然其才不在封疆重寄上。他才子气重，不堪繁剧。他只能出主张，献战略，运筹于帷幕当中。他对洋务极有观点，本年我即欲拟保荐他出洋考核一次，他的所见必然会比志刚、斌椿要深切很多。我观他的气色，决不是老于长沙城南书院的模样，说不定暮年另有一番惊人之举。”曾国藩又道。
这句话能够说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奥妙。左宗棠真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应当就是他了。他信赖，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必然会比曾国藩导得出色很多。
咸丰七年前后是曾国藩生射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期间之一。此时他创建的湘军已经转战三载，屡立军功，但是处境却越来越难堪：因为咸丰天子对他抱有防备心机，不肯给他以督抚职位，使他领兵三载，一向处于孤悬客处之职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特别是在江西期间，因为手中没有行政权力，固然湘军为保卫江西整天苦战，却仍然被江西通省视为分外承担，始终遭到官僚大吏们的架空和刁难，可谓步步波折，到处碰鼻。曾国藩饱受凌辱，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力几近崩溃，乃至在与刘蓉的信中说出了如许的话：“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记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左宗棠曾经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铜官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铜官感旧丹青就是画曾国藩当年他杀之事。左宗棠的序中有如许一句：“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有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