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虽用桐，然须多年木性都尽，声始发越。予曾见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堪指，而其声愈清。又尝见越人陶道真畜一张越琴，传云古冢中败棺杉木也，声极劲挺。吴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徽碧，纹石为轸，轨制音韵皆臻妙。腹有李阳冰篆数十字，其略云：“南溟岛上得一木，名伽陀罗，纹如银屑，其坚如石，命工斫为此琴。”篆文甚古劲。琴材欲轻、松、脆、滑，谓之四善。木坚如石，能够制琴，亦所未谕也。《投荒录》云：“琼管多乌樠、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罗”即“呿陀”也。
今太常钟閐，皆于甬本为纽，谓之旋虫，侧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侧发地，得一古钟，匾而短，其枚长几半寸，大略轨制如《凫氏》所载，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谓衡者。予细考其制，亦似有义。甬以是中空者，疑钟縻自此中垂下，当衡甬之间，以横栝挂之，横栝疑所谓旋虫也。今考其名，竹筒之筒，文从竹、从甬，则甬近乎空；甬半以上藐小者，以是碍横栝，以其横栝地点也，则有衡之义也。其横栝之形，似虫而可旋，疑所谓旋虫。以今之钟閐校之，此衡甬中空，则犹小于甬者，乃欲碍横栝，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实，则衡小于甬，似无所困。又以其栝之横于此中也，则宜有衡义。实甬直上植之，而谓之衡者何义？又横栝以其可旋而有虫形，或可谓之旋虫；今钟则实其纽不动，何缘得“旋”名？若以侧垂之，其钟能够掉荡扭转，则钟常不定，击者安能常当其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钟今尚在钱塘，予群从家藏之。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旧说皆分歧。《周礼》：“笙师掌教篪笛。”或云：“汉武帝时，丘仲始作笛。”又云：“起于羌人。”后汉马融所赋长笛，浮泛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为之注云：“七孔，长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融赋云：“易京君明识乐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沈约《宋书》亦云：“京房备其五音。”《周礼·笙师》注：“杜子春云：‘笛乃令今时所吹五空竹笛。’”以融，约所记论之，则古笛不该有五孔，则子春之说，亦未为然。今《三礼图》画笛，亦横设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曲据。
《虞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鸣球非能够戛击，和之至，咏之不敷，偶然而至于戛且击；琴瑟非能够搏拊，和之至，咏之不敷，偶然而至于搏且拊：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则宜祖考之来格也。和之生于心，其可见者如此。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敷。乐工之志，主于中节拍、谐声律罢了。古之乐工，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胜利于心，然后宣于声，则必有描述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以是动人深者，不独出于器罢了。
古乐有三调声，谓清调、平调、侧调也。王建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是也。今乐部中有三调乐，品皆短小，其声噍杀，唯道调小石法曲用之。虽谓之三调乐，皆不复辨清、平、侧声，但比他乐特为烦数耳。唐《独异志》云：“唐承隋乱，乐虡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驽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虡之阙。”此妄也。声在短长厚薄之间，故《考工记》：“磬氏为磬，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磨其毫末，则声随而变，岂有帛砧裁琢为磬，而尚存故声哉。兼古乐宫、商无定声，随律命之，迭为宫、徵。嗣真必尝为新磬，功德者遂附益为之说。既云“裁为四具”，则是不独补徵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