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第3页/共20页]

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歼’和文明‘围歼’最严格的期间”。周作人与鲁迅就“论语派”展开论争。

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期间》一书中，笔者已对“鸳鸯胡蝶派”有详细阐述，此处不赘。

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

以张恨水之本性，行文之辛辣，更知他仇恨日寇，做出戏弄土肥原贤二的妙剧，给沉闷的北平增些热烈，长长国人神情，好啊！

厥后，张学良听信诬告，将法储会会长丁春膏下狱。丁夫人到处托人讨情无果，便找到素昧平生的张恨水。急公好义、秉承公道的张恨水，给张学良致信，诘责为何不经调查，听信诬告，即抓人入狱。张学良对此函极其正视，命令彻查，发明丁春膏公然为人谗谄，因而命令开释。

胡适为刊物写了《弁言》，申明其主旨和目标：

胡适对百姓党当局、魁首与群臣停止了攻讦和劝谏。此中说蒋介石一人专政，把持统统，虽“大家皆以为不当，而没法能够使抗议产见效力……蒋介石赶来开中政会，他主席，精卫陈述，全会无一人敢发言会商，亦无一人敢反对”。胡适问道：“你们一班武功派何如许不顶用？何不造作一种轨制令大家得自在表示知己上的主张？”可见，胡适对百姓党内的文人是鄙夷的，对百姓党也不存胡想。

接着，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又接踵连载了张恨水的短篇小说《真假宝玉》和中篇章回体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从小说的题目上，便可看出他因循了新式言情小说的气势，艺术上老练粗陋，没有给他带来甚么名誉。

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时，曾誊写了署名“巴人”所写五首《和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寿诗原韵》，和诗的目标很明白，有“刺彼辈自捧或互捧也”者，如：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按一些人的说法，周作人此行仅仅是为了“访旧”和“重温旧梦”。乃至还扯出并死力衬着周作人当年留学时的一段情缘。当年，他到二丁目标伏见馆去买书，结识了馆仆人之妹乾荣子。乾荣子或给客人端茶，或帮人拿书，一双赤足，轻巧地在小屋里走动……不错，查周作人1937年5月24日日记，确有关于梦见乾荣子的记录：梦中，乾荣子“问陋字如何写，末有一竖否”，周作人答，“君写字必精进，何不为书一纸，即‘色纸’可耳”。为此梦，暮年的周作人和夫人信子常常辩论。由此就鉴定周作人到东京圆梦，就未免荒唐。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人有品德，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

1914年秋，他分开姑苏，以才学在汉口谋得为一家小报写补白的谋生，当时仅十九岁。始用恨水笔名。恨水，缘于南唐李后主的词《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仓促，无法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发展恨水长东。”他读后，彻悟人生苦短，光阴贵重，遂取“恨水”二字。后因名声太大，人们早已忘怀他的本名，只记着天下都晓得的笔名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