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一个视觉了了的人来讲，莫非不是搅乱五色、迷滥文采、绣制出青黄相间的富丽服饰而炫人眼目吗？而离朱就是如许。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听觉活络的人来讲，莫非不是搅乱五音、混合六律，岂不是搅混了金、石、丝、竹、黄钟、大吕的各种调子吗？而师旷就是如许。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倡导仁义的人来讲，莫非不是矫擢品德、闭塞真性来捞取名声、而使天下的人们争相鼓噪信守不成能做到的礼法吗？而曾参和史就是如许，超出本体的“多余”对于长于言辞的人来讲，莫非不是堆砌词采，穿凿词句、将心机驰骋于“坚白”抵赖的是非当中，而艰巨怠倦地列举无数废话去寻求长久的名誉吗？而杨朱和墨翟就是如许，以是说这些都是多余的、矫造而成的不正之法，毫不是天下的至理和正道。
本篇表示了庄子反对束缚和拘束，倡导统统返归天然的政治主张。
那所谓的至理正道，就是不违背事物各得其所而又适应天然的真情。以是说合在一块的不算是并生，而旁出枝生的不算是多余，长的不算是不足，短的不算是不敷。是以，野鸭的小腿固然很短，续长一截就有忧患；鹤的小腿固然很长，截去一段就会痛苦。事物本来就很长是不成以随便截短的，事物本来就很短也是不成以随便续长的，如许各种事物也就没有需求去解除忧得了。噫！仁义恐怕不是人所固有的真情吧？那些倡导仁义的人如何会有那么多担忧呢？
溪水干枯山谷显得格外空旷，山丘夷平深潭显得格外充分。贤人死了，那么悍贼也就不会再鼓起，天下就承平而没有变故了。贤人不死，悍贼也就不会中断。即便让全部社会都重用贤人管理天下，那么这也是让盗跖获得最大的好处。给天下人制定斗、斛来计量物品的多少，那么就连同斗斛一道盗窃走了；给天下人制定秤锤、秤杆来计量物品的轻重，那么就连同秤锤、秤杆一道盗窃走了；给天下人制定符、玺来取信于人，那么就连同符、玺一道盗窃走了；给天下人制定仁义来标准人们的品德和行动，那么就连同仁义一道盗窃走了。如何晓得是如许的呢？那些盗窃腰带环钩之类小东西的人遭到刑戮和殛毙，而窃夺了全部国度的人却成为诸侯；诸侯之门方才存在仁义。这不就是盗窃了仁义和圣智吗？以是，那些跟随悍贼、高居诸侯之位、窃夺了仁义以及斗斛、秤具、符玺之利的人，即便有高官厚禄的犒赏不成能劝勉，即便有行刑殛毙的严肃不成能制止。这些大大无益于盗跖而不能使他们制止的环境，都是贤人的错误。是以说，鱼儿不能离开深潭，治国的利器不能随便拿给人看。那些所谓的贤人，就是管理天下的利器，是不成以用来明示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