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当然，他并不晓得即将产生的这件事。与平常一样，现在他在红松办公桌前坐着，右手托着长胡茬的下巴，左手的拇指和食指风俗性地捻着一串泛着乌蒙蒙的油光的老包浆凤眼菩提子手串。面前一台日文明名打字机上已经打出了大半页纸，桌上的堆满了档案、陈述、照片、灌音带乃至是录影带等各式文件和质料，它们都是关于同一小我的，它们将廖静深和打字机括了起来。他用并不谙练的右手指尖又神经质般敏感地点了几个字，然后揉了揉眼睛，戴上眼镜，像以往检查犯人般逐字逐句地查抄着。
“你如何晓得的？”神谷川翻着档案问道。
“廖静深！一个共产党的超等间谍在你们眼皮子下把你们耍得像一群猕猴，事发以后你的下属安藤智久都引咎辞职了，你没辞职，竟然还笑得出来？混蛋！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耻辱感？”
“这事儿不好写，”廖静深像面对高桥隆似的难堪地摇了点头，“高桥部长还让我客观地评价林重，笑话……他晓得我从不等闲评价别人，客观地评价，如何评价？”
“家眷必定不晓得。他们一个是电工，另一个是……茶叶店的老板。”
廖静深拖着空壳一样的躯体已经活了十几天了，实在当他那天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昭和天皇用“鹤音”宣布日本败北的圣旨时，他就晓得统统都该回归消寂了。
一只夙起的蝉在玉兰树上猛地叫了几下，廖静深摘下眼镜，用力揉了揉本就不大的一双眼睛。他偶尔瞥见窗户玻璃，上面映出一个陌生的、形同路人的形象。
廖静深踱来踱去，把那串菩提子手串从腕上摘下来，在手中一一捻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开端感到心乱如麻，乱得恰好是――他想想些甚么，可他不知到底该想些甚么。
连廖静深也不知从甚么时候起，日本人对他如许的中国人说话，就像避天子名讳一样，把话里的“中国”两个字省略，或是替代成了近似“你们这些满洲人”、“你们如许的”、“你们这群”等等如许的词汇。
“但是我传闻……”廖静深欲言又止，直到发明神谷川正讨厌地看着他，“我传闻他小时候在大阪町带着一群火伴打日本小孩。”
“林重，”廖静深嘴唇稍稍抽搐了一下，悄悄念叨，“生于1905年，即明治三十八年的大连……”
瞥见从窗帘间隙中透出去的曙光，廖静深双手撑着椅子扶手，缓缓起家。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畴昔了，他把桌上的日本台历翻到新的一页，上面印着：昭和二十年，公元1945年8月22日，水曜日。
“部长，我……”
“是。我今晚持续加班……”
“我说的‘客观’是让你在陈述中描述一下你们眼中的林重。他跟你们同事了这么多年，倒是暗藏在你们身边的共产党，这是非常荒唐而又令人气愤的事。莫非不该该客观地描述和评价一下，让今后的间谍调查这类反间事情有规律、有经历可循吗？”
“打日本小孩？”神谷川不屑地歪嘴一笑，“那就调他返来吧！对了，务必让他把老婆和孩子一起带来，这是安藤部长叮咛的。调令你来发，顿时。另有，今晚我们再肯定一下围捕共产党关东州特委的计划，此次行动，我要把我的脚踩在被我抓住的每一个共产党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