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汗青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特性”，这在西方国度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的墨客、文学家，不不利则走不了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略贤圣发奋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的这个总账，厥后并没有窜改。汉今后统统的文学大师，都是在不利以后，才写出了震古烁今的佳构。像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向来没有过状元宰相成为大文学家的。
趋附有术，其术多端，而归纳之，则不出三途：吹牛、拍马、做喽啰。借用太史公的三个字而付与以新义，曰牛、马、走。
专以中国哲学而论，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不知缔造了多少实际和术语。大要上看起来，所用的中国字都是一样的；但是哲学家们付与这些字的涵义却不不异。比如韩愈的《原道》是脍炙人丁、家喻户晓的。文章开首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大抵以为，仁、义、道、德就代表了中国的“道”。他的解释简朴了然，一看就懂。但是，倘一翻《中国哲学史》，则必能发明，诸家对这四个字的解释多如牛毛，各自自是而非他。
另有我们常常讲甚么“党同伐异”，又讲甚么“臭味相投”等等。如许的毁誉能信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