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贤以后
具圆复诗
自古将相大臣，遭罹谮毁，触君之怒，堕身于危棘将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转祸为福，盖投机中的，使闻之者晓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也。萧何为民请上林苑中空位，高祖大怒，觉得多受贾人财物，下何廷尉，械系之。王卫尉曰：“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时相国守关中，不以此时为利，乃利贾人之金乎？”上不怿，本日赦出何。绛侯周勃免相就国，人上书告勃欲反，廷尉拘系勃治之。薄太后谓文帝曰：“绛侯绾天子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谓至危不容救，而于立谈间见效如此。萧望之受遗辅政，为许、史、恭、显所嫉，奏望之与周堪、刘重生朋党，请“召致廷尉”，元帝不省为下狱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视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徒弟，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因而免为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非，因而可见。
国朝官称，谓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谓翰林学士、中书舍报酬“两制”，言其掌行内、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则云“知制诰”，故称美之为三字。谓尚书侍郎为“六部长贰”，谓散骑常侍、给事谏议为“大两省”。其称呼如此。今尽以在京职事官自尚书至权侍郎及学士、待制均为“侍从”。盖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氵公）春秋通义一书，至和元年，邓州缴进，二年有旨送两制看详。因而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衔：学士七人，曰学士承旨、礼部侍郎杨察，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赵概、杨伟，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欧阳修，起居舍人吕溱。礼部郎中王洙；知制诰五人，曰起居舍人王圭，右司谏贾黯，兵部员外郎韩绛，起居舍人吴奎，右正言刘敞。而他官弗预，此可见也。翰林本以六员为额，刘沆作相，典领温成后丧事，以王洙同其越礼建明，因而员外用之，尝为一时言者所论，正此时云。
渊明孤松
紫极观钟
传记所载曾晰待其子参不慈，至云因锄菜误伤瓜，以大杖击之仆地。孔子谓参不能如虞舜小杖则受，大杖则避，觉得陷父于不义，戒门人曰：“参来勿内。”予窃疑无此事，殆战国时学者妄为之辞。且曾晰与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有“浴乎沂，风乎舞雩”之言，涵泳圣教，有超然独见之妙，于四人当中，独蒙“吾与”之褒，则其为人之贤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几置之死地，庸人且犹不忍，而谓晰为之乎？孟子称曾子养曾晰酒肉养志，何尝有此等语也。
绍熙五年十仲春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嗣秀王伯圭兼中书令。此官久不除，学士、大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为当入都堂治事。邸报至外郡，尤所不晓。迈考之典故，侍中、中书令为两省长官，自唐以来，居真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肃宗今后，始以处大将，故郭子仪、仆固怀恩、朱泚、李晟、韩弘皆为之，其在京则入政事堂，然不预国事。懿、僖、昭之时，员浸多，率由平章事迁兼侍中，继兼中书令，又迁守中书令，三者均称使相，皆大敕系衔而下书使字。五代尤多。国朝创业之初，尚仍旧贯，因而吴越国王钱俶、天雄节度符彦卿、雄武王景、武宁郭从义、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义李筠、淮南李重进、永兴李洪义、凤翔王彦超、定难李彝兴、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宁王晏、武胜侯章、归义曹元忠十五人同时兼中书令。太宗朝，唯除石取信，而赵普以故相拜。真宗但以处亲王。嘉祐末，除宗室东平王允弼、襄阳王允良；元丰中，除曹佾，与允弼、允良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笔谈谓有司以佾新命，言自来未曾有活中书令请俸则例，盖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并为开府仪同三司。元祐今后不复有之，虽崇、观、政、宣轻用名器，且改成左辅、右弼，然蔡京三为公相，亦不敢居。乾道中，诏于录黄及告命内撤除侍中、中书令，遂废此官。今抢先降批示复置，则于事体尤惬当也。嗣王终不敢当，因而寝前命，而赐赞拜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