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虽各自纪事，至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巩奏言：“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品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准，始谋纂定，会以忧去，不克成。厥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批驳皆失实，废不消。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戋戋有请者，盖以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匆急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接踵，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批驳，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厥后史官，知以是编缵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编削。”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有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余卷矣，而有永思攒宫才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天子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因而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
枢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为之，盖内诸司之贵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职，遂与宰相称。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之别，虽品秩有高低，然均称为枢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订婚公为集贤相，以书迎之于国门。称曰“枢密太师相公”，予家藏此帖。绍兴五年，高宗车驾幸平江，过秀州。在朝从行者四人，在前者传呼“宰相”，赵忠简也，次呼“枢密”，张魏公也。时为知院事，次呼“参政”，沈必先也，最后又呼“枢密”，则签书权朝美云。予为检详时，叶审言、黄继道为长贰，亦同一称。而二三十年以来，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于典谒、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为甚。
真宗亲征契丹，幸澶渊，以成却敌之功，是时景德元年甲辰，决此计者，寇莱公也。然前五岁，当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边，上自将御之，至澶州、大名府，闻范廷召破虏于莫州北，乃还京。时张订婚公、李文靖公为相，不知何人赞此决，而厥后不传。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进言。
用钱为币，本皆足陌。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滑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元年，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顺俗至于四十八钱。承平兴国二年，始诏官方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但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无所谓七十七矣。官方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