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一事虽是发源于隋朝，可当时的科举根基上就是流于情势，只停止过两次小范围的秀才科，便因战乱而告了结束，真正构成轨制还是在太宗即位以后的事儿，何如因无可鉴戒处，轨制本身就乱得够呛，若不是李恪指出，太宗本身都不清楚现在的科举种类竟然有着五十六之数，一念及此，太宗自不免便为之皱眉不已，同时么，也自认定了同一科举轨制确切有着其需求性，只是说到该如何同一么，太宗心中还真就没底得很。
太宗本就故意要推行标点标记，之以是问世人之定见，也不过是不肯表示得过分乾坤专断罢了，现在么，见房玄龄这个首辅大臣已是表了态，太宗也就没再去问旁人的定见，一锤定音地便将此事敲定了下来。
“同一科举轨制么？尔且说详细些，朕听着呢。”
“嗯，此策，依朕看，团体上是好的，详细利用么，且就节后再行详究也罢。”
“恪儿，且接着往下说。”
“回父皇的话，所谓杂科便是将明法、算学、书学等科总算在一起，并不牢固会考之日期，而是按照朝廷之需求，不按期开考，取中者，按事前制定之补缺所需定员定岗入仕。”
李恪从陈子明处得来的科举轨制乃至招考题材大多取自科举最为成熟的明、清期间，自是松散得很，整套体制极其完美，少有缝隙可钻。
科举改革乃是干系到社稷永续之大事，自不是标点标记推行那等小事可比的，饶是太宗默思了很久，虽以为李恪之建言不无事理，却也还是不敢等闲下个定夺，这便转而又问起了除进士科以外的杂科之设置。
“回父皇的话，儿臣觉得总的科举只设进士与杂科两道便好，其他原有之科目尽可拔除，其中又当以进士为重，分四级取才，各县设孺子科，由知县及县学政结合主考，每年一次，按各县之户籍数，规定当选之定额，当选者可称为秀才，赐与见官不跪之礼遇，并有任县中文书之类等外流吏员之资格，此为孺子试；各州则设乡试，三年一次，凡中秀才者皆可赴考，由刺史及州学政结合主考，礼部行监督抽查之责，按州户籍数取当选定额，凡中者，皆称举人，具典薄等从七品下之类官员之任职资格；在乡试的次年，由帝王指派朝中文名卓著之重臣为正副主考官，由礼部、国子监等抽调文采出众者为考官，凡具举人身份者，皆可赴京赶考，按定额取最优者多少为贡生，此为会试；最后一考即为殿试，由帝王为主考，唯贡生方有资格参与，由会试之正副主考为考官，取多少最超卓者为1、二甲，详细一甲名次由帝王圈定，取士法则为：一甲三名，赐进士落第，第一称呼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2、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1、2、三甲通称进士，所取之三甲皆当年授官不等。”
“父皇明鉴，儿臣觉得招考必读书目当为《礼记》、《左传》、《诗经》、《周礼》、《仪礼》、《易经》、《尚书》八经，凡参试，皆须得通读上述八经，考核之科目为默经、释义、策论、诗赋四场，孺子试由县中出题；乡试由州中出题；会试以及殿试皆由帝王出题，凡出题皆密封，唯到考时，方可开封取题，泄题乃至科举舞弊者，皆以大逆罪论处，生员考后，统统卷子皆糊名批阅，各考官交叉核阅，以确保公道，唯取定后，方才揭开糊名，以榜单之情势公示，如此，当可一举窜改考生驰驱权贵门下之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