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的身分
《杨朱》篇中辨别了“外”和“内”。这个冒充的杨朱说：“生民之不得歇息，为四变乱。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抗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
阮籍、山涛（205—283）妻韩氏，都是赏识同性的美，而不含任何性爱。或者能够说，他们只是赏识美，忘了性的成分。
《杨朱》篇有一段假造了子产与其兄、弟的说话。子产是公元前6世纪郑国闻名的政治家。传闻子产治国三年，管理得很好，但是其兄、弟不听他的，其兄好酒，其弟好色。
因为有这类妙赏才气，这些有风骚精力的人常常为之打动的事物，其他的浅显人或许并不为之打动。他们有情，当然有关于宇宙人生团体的情，也有关于他们本身的小我感到的情。《世说》有一则说：“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任诞》）
我承认，我还没有晓得英文romanticism（浪漫主义）或romantic（罗曼蒂克）的全数含义，但是我揣摩着，这两个词与“风骚”真恰是大抵相称。“风骚”主如果与道家有关。我为甚么在本书第二章说，中国汗青上儒家与道家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相称于西方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也是启事之一。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234—305），《世说》里有他的一个故事，就是例子。故事说：王戎丧儿，“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贤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加上恸”（《伤逝》）。
像这些都是晋代新道家“风骚”精力的特性。照他们的观点，“风骚”来于“天然”，“天然”反对“名教”，“名教”则是儒家的古典的传统。不过，即便是在这个儒家陵夷的期间，还是有个名流和著作家乐广（304年卒）如许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世说·德行》）我们将在第二十四章看到，新儒家就是在名教寻求此乐的一种尝试。
阮籍（210—263）、阮咸是叔侄，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人。“诸阮皆能喝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考虑，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上去，便共饮之。”（《世说·任诞》）
在这里必须起首讲一讲道家著作《列子》的《杨朱》篇。本书第六章已经说过，这个《杨朱》篇并不代表先秦阿谁真正的杨朱的思惟。现在中国粹者以为，《列子》是公元3世纪的著作。以是《杨朱》篇也必然是这个期间的著作。它很合适这个期间思惟的总趋势，究竟上是风骚的一个方面的表示。
以上《杨朱》篇描述的当然代表晋人精力，但是并不是晋人精力的全数，更不是此中最好的。由以上引文可见，“杨朱”感兴趣的仿佛多数是寻求精神的欢愉。当然，遵循新道家所说，寻求如许的欢愉，也并不是必定要遭到鄙夷。但是，如果以此为独一目标，毫不睬解“超乎形象”的东西，那么，用新道家的话说，这就不敷“风骚”（就“风骚”的最好的意义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