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是心和其他个别事物一样，都是理与气合的表现。心与性的辨别在于：心是详细的，性是笼统的。心能有活动，如思惟和感受，性则不能。但是只要我们心中产生如许的活动，我们便能够推知在我们性中有呼应的理。朱熹说：“论性，要须先识得性是个甚么样物事。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事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事理。有如此事理，便做得很多事出来，以是能怜悯、羞恶、推让、是非也。比方论药性，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后，却做得冷、做得热的，便是性。”（《朱子语类》卷四）
精力涵养的体例
这也就是朱熹的关于恶的发源的学说。柏拉图在很早之前就指出，每个小我，为了具有详细性，必须是质料的表现，他也就是以遭到连累，必定不能符合抱负。比方，一个详细的圆圈，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圆。这是详细天下的玩弄，人也没法规外。朱熹说：“却看你禀得气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倒是气也。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沉迷。是说其补无不善，厥后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论性非论气，有些不备。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备了。”（《朱子全书》卷四十三）
如果说，天下上每种事物都有它本身的理，那么，作为一种具有详细存在的构造，国度也必然有国度之理。一个国度，如果遵循国度之理停止统治，它必定安宁而繁华；它若不遵循国度之理，就必定崩溃，堕入混乱。在朱熹看来，国度之理就是先王所讲所行的治道。它并不是某种主观的东西，它永久地在那边，不管有没有人讲它、行它。关于这一点，朱熹与其朋友陈亮（1143―1194）有过狠恶的争辩。陈亮持分歧的观点。朱熹同他辩论时写道：“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何尝一日得行于六合之间也。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答陈同甫书》，见《白文公文集》卷三十六）他还写道：“盖道何尝息，而人自息之。”
朱熹还说：“盖民气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穿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部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补格物传》）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顿悟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