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第1页/共4页]

最厥后简朴谈谈雕塑和修建。

讲魏晋风骚，当然不能忘了艺术，究竟上，魏晋南北朝艺术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座岑岭。正如已故闻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期间，但是倒是精力史上极自在、极束缚，最富于聪明、最浓于热忱的一个期间。是以，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力的一个期间。

绘画的发财催生了实际，中国最早的绘画实际就呈现在这个期间。齐梁期间的谢赫（479—502年）作《古画品录》，提出了闻名的六法：“一气韵，活泼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运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摹写是也。”【4】一向为后代画家所禀承。

魏晋期间传播最广的和音乐有关的故事是广陵散，人物就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世说新语·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情稳定。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这两门艺术都跟绘画有关，又跟佛教有关。初期的雕塑家几近同时是画家，画的是佛像。佛教从东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特别是东晋和南北朝）期间已经相称风行，因此便有了雕塑佛像、起建寺庙的需求。东晋南渡，门阀士族多随司马氏迁徙到江南，驰名的和尚、法师也大多南来，但寺庙搬不走，中基层的佛教徒和寺庙留在北方，而名僧和佛理则到了江南。以是当时的状况是，北方首要生长佛教的硬件，江南则生长佛教的软件，因而佛教的雕塑多建于北，佛教的画像则发财于南。闻名的佛像画家戴逵、戴父子都是东晋人，而闻名的佛教雕塑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则都在北方。南朝直到梁武帝（他本身就是虔诚的佛教徒）以天子的力量鞭策佛教的生长，才渐渐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杜牧诗）的盛况。

【1】《世说新语·术解》第一则：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因而伏阮神识。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向来正视音乐，旧时称才子必然要琴棋书画都好，打头的就是“琴”，即音乐。这大抵与儒家重视“礼乐”有关，孔夫子以六艺讲授生，六艺之一就是乐。魏晋士族大兴，士族中的精英分子几近都有杰出的音乐涵养，能琴能筝的人不堪列举，写过《琴赋》（嵇康、阮籍、马融、蔡邕、闵鸿、傅玄、成公绥、顾野王）、《筝赋》（ 阮瑀、傅玄、陈窈、贾彬、顾恺之、萧纲） 的人都有好几个。比较特别一点的是笛子，写《笛赋》的人也有，比较少，但是魏晋期间关于笛子的传说却很多，比方“山阳笛”“桓伊三弄”。上面讲几个和音乐有关的人物的故事。

说完音乐，再来讲绘画。

不过不管你同分歧意这一点，都不能不承认《声无哀乐论》是一篇极有分量的音乐实际著作，它以当时风行的清谈体例，设想了“秦客”与“东野仆人”之间的辩论，颠末八问八答，层层阐述“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的观点。 用明天的口语说，嵇康以为声音和豪情是分开的，不是缠在一起的，声音只要好与坏之分、美不美之分，没有豪情的题目，豪情是民气里的东西，和声音没有干系。嵇康的实际不必然完美精确，但不能说他没有事理，他起码提出了一个很首要的观点，并且激发了更多的思虑和耐久的会商，在音乐史上是大有进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