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4页/共6页]

魏晋人珍惜生命另有别的一个启事，就是他们方才经历了一场社会的大动乱，并且还持续糊口在这个动乱的余波中。这场大动乱就是汉末的农夫大叛逆，以及由农夫大叛逆所激发的军阀大混战，和随之而来的饥饿、瘟疫、灭亡。在这场大动乱里，中国的人丁几近减少了80%—90%。据金兆丰《中国通史·食货》统计，汉恒帝永寿二年（156年）天下户数是1607万户，人丁是5006万，到三国末年魏蜀吴合计只要户数149万户，人丁剩下560万，几近减少了90%。曹操的诗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王粲诗也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诗》）这根基上是写实，并不夸大。这场大动乱极大地耗损了这个国度的元气和民族的精气，以是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不但政权更迭频繁，人的寿命仿佛都遍及收缩，如果我们统计一下魏晋名流的寿命，就会发明阿谁期间享高寿者甚少，而短折的甚多。比如建安期间的三曹七子，除了曹操活到六十五岁，孔融活到五十五岁，其他曹丕（187—226年）、曹植（192—232年）、王粲（177—217年）、刘桢（？—217年）、徐幹（171—218年）、阮瑀（约165—212年）、陈琳（？—217年）、应玚等人都只活到四十来岁。魏时的荀粲（约209—约237年）、王弼（226－249年）只活了二十几岁，嵇康只活了三十九岁，其他如何晏（？—249年）、夏侯玄（209—254年）、钟会（225—264年）也不过四十来岁。西晋的“二陆”：陆机（261—303年）、陆云（262—303年）；“两潘”：潘岳（247—300年），潘尼（约250—约311年）；“一左”即左思（约250—约305年），也都只活了四五十岁。这些人或死于疾疫，或死于政争，善终的很少。魏晋士族固然糊口都相称优裕，却没法制止早死，是以如何耽误贵重的生命，享用更多的繁华繁华，就成了他们心中的巴望与抱负。这类心态培养了摄生文明的肥饶泥土。

四，摄生要保持好的心态，做到气定神闲，宽泰自居，澹泊自守。不可讹诈，不跟人争斗。要积德，不要作歹。

惜生不能苟惜，摄生不是苟养，这是讲到摄生题目时必须特别重视的题目。中国的传统思惟特别是儒家思惟，向来不把生命当作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大家间另有比生命更值得珍惜的东西。孔子以为仁、信都是比生命更高的代价，他说：“有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也以为仁义品德是比生命更高的代价，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成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成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所今后代文天祥临死前在《绝命辞》中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以是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现在而后，庶几无愧！”为甚么呢？因为生命归根结底是有限的，活得好就多活几年，天然是功德，值得寻求。但是，如果丧失了生命的意义，丧失了人所崇尚的品德代价，只是偷生苟活，那么多活几年只是增加了耻辱，有何意义呢？有甚么值得寻求的呢？以是文天祥又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赤忱照汗青。”但可惜很多人就是想不透这个事理，“自古艰巨独一死”，多少人在灭亡面前不能对峙节操，临难求生，不吝做叛变叛国之徒，最后还是不免一死。颜之推感慨说：“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激。”颜之推的上述观点对我们明天谈摄生仍然有主动意义。